代表委员为发展中医药“支招儿”

创造有利于中医药学术经验传承的氛围和条件，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台港澳交流合作中心原主任王承德委员几个提案的“原点”。他建议，继续举办“国医大师”评选活动，增选中医药专业背景的“两院院士”。

王承德说，评选“国医大师”意义重大，是推动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创新的途径和抓手。“国医大师”德高望重，他们的学生大都成为活跃在中医药临床、教学与科研一线的骨干力量。随着时间推移，首批“国医大师”中已有9位与世长辞，其余均年事已高。继续评选“国医大师”，或可增加名额，都具有引导和鼓励中医药传承的深意。

上一届两院院士增选，中医药专家无缘“登顶”，与现代医学专家7人获选形成鲜明反差。至今中医药院士仅7人，与现代医学院士人数之比为1：17，相差悬殊。王承德认为，“不能仅以实验室结果作为评优的标准”，这样可能会限制中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他建议制定符合中医药特色的中医药院士评审条件，增加中医药院士名额。

继承与保护紧密相连。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旭东委员认为，必须加强中医药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因为“这是一个文化安全、文化保护的问题”。他举例，韩国宣称其医学历史有4300多年，而我国才公开报2800年，“中医学的源头岂不成了韩国？”日韩还曾经联合抵制中医药学的“英译名称”。“关于中医是怎么传到日韩的，我们完全可以写一本书”。

王旭东委员也认为，中医药应好好把握应对重大突发性、现代重大疾病的时机，彰显特色和优势，促进继承和创新。

创新

“中医人要自强自励，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完善理论体系，提高医疗技术”，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副所长杨金生委员对记者表示。

“就针灸来说，目前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是不锈钢针，尽管过去有古九针，但我们也应与时俱进，适应现代人的接受程度。”杨金生说。“过去有各种手法，现在创制了电针仪，能够发出连续波、断续波，类似的现代中医诊疗设备临床应用越来越广”。

谈到创新的必要性，中国中医科学院艾滋病中医药防治中心主任王健委员指出，随着现代疾病谱的变化，医疗环境和模式的变迁，不创新就难以发展。王健表示，中医药有深厚历史积淀，疗效确切，但要持续发展，就要在标准化、信息化上下工夫，能够与世界对话，与科技结合，使中医药理念通过现代方法手段诠释和实现。

“标准化、信息化、现代化”，也被全国人大代表、天士力集团董事长闫希军多次提及。他认为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迈进，就要大力创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复方中药。而在这一进程中，“应建立中药一致性评价标准”，确保中药质量安全。

发展

对近些年中医药的发展步伐，代表委员赞誉有加，认为党和政府对中医药工作更加重视，中医药在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人民群众对中医药的认可度大为提高。然而，发展中医药所面临的不少困难和问题，仍须呼吁，有待解决。

实施好“十二五”规划，一方面要推进“中西医并重”方针的贯彻落实，另一方面要切实发挥中医药自身特色优势。王承德委员认为，在中医药扶持政策、经费投入、教育培训、人才队伍等方面，都要体现“中西医并重”，尤其中医目前处于弱势状态，更需倾斜支持。

闫希军代表提出，中医药要发挥好自己的特色优势，须从大健康理念出发，在预防保健、临床诊疗、康复养老等健康服务链条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发挥作用，凸显价值。

杨金生委员认为，“中医药部门要提高与其他部门协调联动的能力，使中医药工作在其他部门工作计划和方案中体现出来”。如中医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文化部获得支持，中医药国际交流争取到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的配合。

中医药工作涉及面广，需要多方协调和衔接，如医疗技术收费标准，中医药内容没有纳入，医保报销就难；县、乡、村中医药相对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