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尔辛

补脾，如党参，山药；重者治以补肾，如龟版，鹿角霜。因为轻者补气即能生血，其次光靠补气不行，补脾则生化气血精微，再重则病及肾，骨髓造血不畅，肾主骨，非补肾不足以生血。同样不同的肿瘤表现出同一病机，治疗可以相同。如胃癌，肝癌，乳腺癌等都可有气滞，通常予柴胡疏肝散调畅气机则会有效，这种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把肿瘤治疗辨证和辨病互参，是辨证论治在临床实际应用和灵活应用的具体体现。

另外，首诊辨证论治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患者的治疗效果。一方面为今后的变证辨证打下基础，观察到病程变化的确切病机，可合理地进行方药的加减化裁，反过来也影响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程度和配合力度。故而每个症状、舌象、脉象都要细察，寻本求源。

二、重视脾胃，用药简捷

由于历代文献对癌的认识不尽相同，理法方药各式各样，即使在现代治疗中也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扶益正气、各具优势。于氏在具体实践中，十分注重脾胃观点，认为“谷入于胃，洒陈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以为生者”，“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又“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所由生也”。重视脾胃观点是对肿瘤治疗行之有效的方法，可见于氏的许多观点受脾胃派影响颇大。

“饮食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脾为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主受纳，脾主运化，无论是饮食物还是药物都要经过胃的受纳腐熟和脾的运化吸收及其把精微输布，滋濡全身，发挥功效。而且肿瘤的发生有一部分尚是脾胃虚弱造成。“凡脾胃虚弱，或饮食过常，或生冷过度，不能克化，致成积聚积块”，更何况肿瘤治疗中，手术、化疗、放疗都影响到机体的功能，常有消瘦，乏力，腹胀，食饮不振，恶心，便溏，苔腻，脉细软等，脾胃虚弱之象。因此“积之既成，又当调营养胃，扶胃健脾，使之气旺间进祛病之剂，从容调理，俾其自化，夫然后病去人亦不伤”。其中张洁古的话最值得借鉴：壮人无积，惟虚人则有之。皆由脾胃怯弱，气血两衰，四气有感，皆能成积……善治者，当先补虚，使血气壮，积自消也。不问何脏，先调其中，使能饮食，是其本也。

于氏在补益脾胃中有其特点，第一是开胃消导为先，让胃府通过消滞导积后能接受水谷药物以助脾胃之运化，习惯用山楂、神曲、谷芽、麦芽、蔻仁、砂仁、焦山栀、陈皮、半夏等；第二是佐以调理气机，使气机调达通畅，脾气才能把精微输布全身，同时改善肿瘤患者常见的气滞征象，习惯用木香、乌药、大腹皮、枳实壳、橘叶、佛手、八月札、平地木，多为“忌刚用柔”之品，理气而不伤阴；第三补脾分别阴阳，温阳利湿常用党参、黄芪、茯苓、山药、白术、干姜，滋阴生津常用枸杞子、女贞子、知母、生石膏、沙参，唐容川有言：“脾阳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譬如斧中无水也不熟”。第四防滞避腻，每常用扁豆、生米仁、熟米仁、茯苓、白术等，很少用熟地，首乌以及一些“血肉有情之品”，用之不当有碍机体消化、吸收，不利于康复。

每观于师用药，简捷明了，君臣佐使，往往十味上下，屡见奇功。师曰：肿瘤病人，用药不在于量多力猛，而在于对症效专。病人本来饮食已不便，加上药物味浓气重，滋腻厚实，不仅食之不下，食下之后反伤脾。药忌轻灵，循序渐进，细水长流，况且能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国家药物资源。

饮食调将也是重视脾胃的一部分。“人以水谷为本”。无论是《伤寒杂病》还是《脾胃论》，对病人饮食服药的宜忌，都有详尽论述，对于肿瘤病人，“谨和五味”，即能改善自己的营养，增强体力，接受治疗，又能通过饮食辅助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