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药业的近代荣衰

店中的普济堂、二天堂、何济公等广东药商所产成药进行查封，声称这些成药均未经中央卫生部注册，不能销售。广州市成药出口工业同业公会向广州市政府反映，指出“本会会员等所有成药出品，均属行销已久，素为全国各省人士所乐用”，广东离南京路途遥远，手续繁琐，注册需时，在此期间不应禁止销售。公会特别指出，汉口市“对别省及外货成药未闻取缔，而对于广东省成药独加禁售，未免歧视。本会会员损失固属严重，对于两省人士观感，影响尤大”。广州市政府为此专门出面与汉口市政府协调，并向内政部、卫生署反映。事件可能有当地药商企图借政府之力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用意，但药品登记的政策已得到行业的认同。

中医中药休戚与共

中药业一向与中医的发展休戚相关。一方面药店往往聘中医生坐堂，成为中医谋生的一个重要阵地。另一方面，药业商人在近代中西药业竞争中，深刻体悟到“倘因中医衰落，中药随之，其关系至大”的道理，曾主动出资创办中医教育。近代有两所著名的中医药学校是由中药业出资创办的，其一是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其二是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

以后者为例，该校的主要捐资者包括广州和香港两地的药商。其筹办宣言说：“中国岁产药材，其值万万。设中医澌灭，中药随之，微特农与工商辍业待毙，而国课亦为之牵动矣。盖中国素号四万万人，贫富平均，每人每年只需药费半圆，已达二万万之数。若弃此原有之二万万，而反以二万万转购西药，漏巵之巨，国何能支？窃谓欲保中药，宜昌中医；欲昌中医，宜立专校。”于是穗港药商积极捐资。不过药商不直接参与学校管理，只占据校董会中较多席位，两种药业组织定期从会费中拨款资助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及其附属广东中医院。抗战爆发广州沦陷时，该校一度停办。1939年，港方校董认为学校就此中辍的话太过可惜，于是慨然负担经费，在港复办。战后广州光复，穗港药业人士又立即筹备回穗复办学校及附属广东中医院。当时，广东中医院被省卫生处占用，准备用来建设妇婴医院。药业同人招待新闻界，向社会公开此事，“因此引起舆论沸腾，认为该院既属南洋、荷属、小吕宋、星洲各地华侨血汗汇款所建，为南中国唯一近代化的医院，自不应为强有力者所霸占，一致予国医药界以声援”。结果引起省政府干预，迫使省卫生处同意交回院舍。假若没有这次斗争，恐怕便没有今天名扬全国的广东省中医院了。

但是八年抗战对药业带来巨大创伤。战后连广州、香港这些传统富裕之地，药业也日益衰败，“国药销场日渐黯淡，校院经济支绌，尚在风雨飘摇之状况”。解放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和广东中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才重现生机。